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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文化精神內涵分析——以羅定民間故事為例

2011-5-13 16:23| 發布者: some| 查看數: 6835| 評論數: 0|原作者: 彭祖鴻|來自: 池州學院學報.2011.01

摘要: 南江文化是珠江文化體系中曾被遺忘的重要構成部分,對于南江文化的研究也僅僅處于起步階段,民間故事是南江文化一個重要載體,從南江民間故事極具代表性的羅定民間敘事入手探究南江文化的精神內涵對于南江文化的整體 ...

彭祖鴻

(羅定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羅定  527200

 

結構主義者通過對民間故事進行分解、比較之后,或者像“普羅普的功能閱讀法旨在讀出事件的功能,涉及表層敘述結構”[1],從中發現31種功能,或者像厄·蘇里奧那樣從人物(情境)著手歸納出六種功能。結構主義對民間故事敘述結構的研究對于我們的研究應該說是大有啟發,但恰如傅先生所說,不管是列維-斯特勞斯還是蘇里奧的研究都和普羅普一樣僅限于表層敘述結構,而對于這種隱含于敘述結構之中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卻無動于衷(或許看到但并未重視起來,這一點應該說是結構主義的致命之處)。因而有必要一方面借鑒結構主義對敘述結構的研究,另一方面揭示出這種敘述結構所隱含的文化精神內涵。

南江流域地處廣東西部,東有云霧山脈,西、南有云開大山,北有西江,大部分地區為山地和丘陵,可用于耕作的土地又小又少,同時又地處熱帶,水份蒸發厲害,降水量卻是我國同緯度最少的地區,且主要集中在春夏之交,雨季經常造成澇災,而雨季過后卻經常出現嚴重的旱災。在古代農耕社會中,這樣的生存環境應該說是比較惡劣的,當地人民的辛勤勞動很難換取充裕的生活物資,生活水平非常低下,難怪有人稱南江流域為歷史上的“苦旱的窮山區”。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南江地區成為一個閉塞、相對獨立的空間,在這樣的一個空間里一方面是外來文化(中原文化或者說以儒家為代表的正統文化)通過各種方式(或是通過殘酷地鎮壓當地少數民族的反抗,或是通過地方政權的教諭)不斷地沖擊,另一方面是本土的少數民族文化(雖然生存環境惡劣,但南江流域很早以前就有百越先民——南方古老的少數民族,為壯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的祖先——在此繁衍生息,并創造了燦爛的百越文化,后來的壯瑤僚等少數民族共同創造了特色鮮明的當地少數民族文化)通過反抗統治者等方式堅守。再加上佛、道等宗教文化的滲透甚至海洋文化、外國文化的影響(古代特別是唐以前南江流域是連接海洋和內陸的重要通道,是中國文化與南洋文化、西方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徑),在南江流域形成多種文化互相沖突與融合的局面。

作為珠江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南江文化必然在本質上與母體保持同一性,但由于上述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南江文化也保存著自己獨特的面目(以儒家文化為主,少數民族文化、佛道文化及海洋文化等多種異質文化的相互滲透與融合)。民間故事是作為民間文化、地域文化的活的載體,一方面承擔著民間道德評價的任務,同時也表現出地域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本文主要依據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羅定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編的《羅定民間故事》,內中精選了羅定民間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104篇,這些作品對于研究南江文化的精神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一、圓與缺

 

在中華民族深層心理結構中,始終有著對圓滿的追求,表現在敘事文學的結構上,創作者有意有無意地追求圓滿的結局,受眾也有著對作品圓滿結局的閱讀期待。可以說,文學活動過程的兩極合謀使中國古典敘事文學呈現出與西方悲劇精神截然不同的面目。敘事文學作品大多或是喜劇過程和喜劇結尾(這一結構的敘事文學即為傳統意義上的喜劇),或是悲劇過程與圓滿結局相結合(結構模式見下圖):

喜劇作品結構圖

好人的幸福生活à

壞人的糟糕生活à

好人順境受到表面上的威脅à

壞人試圖改善處境(或搞破壞)à

好人又回到順境之中

壞人受到懲罰(陰謀挫敗)

悲劇過程與喜劇結構結合敘事結構圖

好人遇到困境(壞人作惡)à好人境況繼續惡化à好人得到援助à好人過上幸福生活,壞人受懲罰

悲劇過程、圓滿結局結構一方面固然順應了受眾的期待視野,讓他們在接受過程中獲得心理滿足,也表達了創作者與接受者對完滿人生的精神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則往往大大抵消這種結構類型的作品應有的悲劇精神和深刻的批判價值,美化了殘酷的現實生活。

私人化很強的文人創作尚且很難擺脫這兩種既定敘事模式的束縛,作為集體創作的民間文學則更是這種敘事模式賴以生存的沃土,全國各地的民間故事在結構上基本上沒有超越這兩種模式,作為中國民間文學的一部分,羅定民間故事基本上也不例外,但是卻仍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有的結局并非圓滿,而是在敘事結構上形成一種“缺”:故事中的好人雖然沒有任何過錯,但卻經歷坎坷,未能有好的結局;壞人作惡卻基本上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缺”結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甘羅的傳說》、《雙陽附馬的傳說》、《劉仙姑廟的傳說》、《鴨仔妹》、《崗禾雀》、《李阿嬌》、《譚震國考舉》、《傻仔探外老》、《人熊婆的故事》[2]等,它們的敘事結構分別見:

羅定民間故事“缺”結構圖1

 

作品|結構

他人遇到困難(他人處于逆境)

改善過程(主人公幫助)

困難解決(境況改善)

壞人作惡

主人公的悲劇結局(惡化)

 

甘羅的傳說

外祖交遇到要解皇上之夢的難題,有殺頭的危險

甘羅解決困難并經受了幾次考驗

外祖父得救,甘羅重到重用

大臣們設計鏟除甘羅,皇上輕信奸計

甘羅被剖肚而死

 

雙陽附馬的傳說

雙陰公主遇到招婿難題(雙陰)

官差尋訪,又陽男孩出現

雙陽男孩做了附馬

皇帝聽信奸計,為回鄉附馬賜毒酒

附馬與公主雙雙飲毒酒身亡

 

鴨仔妹

外地秀才遇卜難題,精神包袱加重

鴨仔妹解卜

秀才放下精神負擔

鬼卜師想盡辦法毒害鴨仔妹

鴨仔妹被害死,未能復生

 

劉仙姑廟的傳說

黑牛、二虎威逼張家獻女兒

劉三姐出面幫忙

張家危機解除

黑牛與三姐打斗

三姐與黑牛同歸于盡

 

羅定民間故事“缺”結構圖2

作品|結構

主人公(好人)遇到困難

壞人作惡

境況惡化、持續惡化

崗禾雀

善良媳婦遇到惡毒家婆

家婆借故折磨善良媳婦

善良媳婦被折磨至死,化為崗禾雀,叫聲凄苦

李阿嬌

恩愛夫妻水生與阿嬌遭災,難以生存

豪紳趁機奪阿嬌為妾

阿嬌與水生被迫分離,無法再走到一起

譚震國考舉

一直未能考取

主考懷恨譚震國嘲笑之事

一直到死,譚都沒考取什么功名

傻仔探外佬

傻仔老婆嫁給傻仔,需回家探親

外老問題太難(相對傻仔而方)

傻仔出丑,老婆有苦難言

結構圖1中主人公均充當了救星的角色,幫助他人解決難題,但他們自己卻因為壞人作惡而陷入困境之中,最后以悲劇結局;結構圖2中壞人作惡使得主人公(均是好人)的境況持續惡化,以悲劇結局。這些作品的故事情節雖然有的較為簡單,敘事結構的復雜程度也參差不齊,但它們在結構上都與前述兩種喜劇敘事結構有著根本的不同。以羅定獨有的民間故事《雙陽附馬的傳說》為例,這則故事發生的朝代不詳,講的是某朝皇后誕下一雙陰公主(世間罕見),“雙陰”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性質決定了必須擇雙陽(同樣為世間罕見)之人為婿,于是派人暗訪,使者找遍了全國都沒找到,最后在不抱希望的情況下在羅定境內發現雙陽之人,于是將他帶回京城做了附馬。后來由于吃了從嶺南來的荔枝而更加思念家鄉,于是力請回老家探親,皇帝賜御酒(有毒,有版本說為皇帝受人蠱惑而賜的[3],有版本說是皇后下的毒[4]),并囑咐他們回到家鄉才能喝,后皇帝后悔,命人追回毒酒,但為時已晚,公主夫婦已飲酒身亡。后人為紀念他們建了一座羅定特有的神灘廟。

中國民間在因果觀念上受道教和佛教因果報應思想的影響極深,普遍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作為民間善惡觀念藝術載體的民間文學則更為直接地將這種觀念通過人物形象、價值判斷、人物命運等方式表現出來,其敘事結構上的表征即為前述的兩種均為喜劇結尾的結構模式。羅定民間故事一方面通過圓滿故事對因果報應觀念加以確認,但另一方面則通過“缺”故事反證了這種因果報應觀念的無效和虛偽本質,批判因果學說勸人放棄反抗的精神實質。之所以有這種反證和批判是因為當地人民親身經歷所決定的。古代的南江地區是多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統治者為加強對當地的統治,對少數民族普遍采用高壓政策,殘酷地鎮壓當地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反抗。作為長期被壓迫的弱勢群體,當地少數民族人民更切身感受到來自統治者的壓力,更清楚地認識到生命在高壓下的脆弱與頑強,少數民族與漢族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他們獨特的經歷使他們具有了與中原文化、正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視角,當地漢族人民也親身經歷或是親眼見到生命在暴力之下的脆弱。各族人民的共同經歷使南江文化有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和生存危機感,這種危機感的源于對生命的執著和熱愛。羅定民間故事通過人物的坎坷命運、人生的“缺”結構反映了生命的脆弱更反映了對生命的熱愛和對生命消逝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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